中国人现在出国的多了，国外关于中国游客的报道，也就相应多起来。  
    记得是去年吧，《纽约时报》一篇发自泰国的通讯是这样开头的：这艘游船看上去与西方游客包的船一样，但你马上就知道它是不同的，船还没有出发，供游客在途中享用的食品已被哄抢一空──原来包船的是中国人。这本是你我熟知的国人见了免费食物的必然德性，但某些好同志如果不幸读到，肯定要挥拳愤怒高呼：“打倒美帝国主义！”“《纽约时报》造谣可耻！”“中国人民的感情被伤害了！”  
    确实，大陆中国人只要出国，感情几乎必然受伤害。被人讽刺行为不检点，那算小事；比较大的问题，还在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理解。  
    网上曾经流行一篇文章，《我带领中国“公务团”遍寻红灯区》，说的不知是真事还是讽刺。作者自称是在欧洲专带中国团的导游。有一回，他带的公务团要找红灯区。略知英语的某团员问当地人，哪里有ｒｅｄｈｏｕｓｅ（英语“红房子”）。当地人见是中国人，就把他们指引到马克思故居。马克思的诞生地德国特里尔市，如今常有中国游客去参观。故居纪念馆现在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。馆内有个“马克思在中国”专柜，陈列了一些国人见了失语的往事旧照。有些好同志向馆方提出要求：中国现在变化很大，用一些新照片来代替那些旧照片吧。女馆长却告诉记者：中国的官方历史，我是不承认的，我不需要中国人来告诉我如何展示历史。  
    这类文化冲撞，对我国形象在发达国家的下滑，大概也有所贡献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形象在国际上总体上升。但今年的佩尤全球态度调查（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）发现，我国在非洲威望很高，在欧美有待重新崛起。就举德国为例子吧：德国受访者中，对中国有好感的比率，竟从去年的５６％跌到今年的３４％。  
    其实，同一段历史，两种叙述甚至多种解释，本是国际间普遍现象。中国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易手叙述不同；中国和印度对１９６２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；中国和越南对１９７９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；中国和韩国对历史交往和朝鲜战争的叙述不同；倒还是中国和日本，对唐代以来的两国关系大致叙述相同。前年，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《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》出版了。据《南方周末》（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）报道，中方参与者就说：“（与日本相比）倒是我们和韩国学者争论比较多。主要是甲午战争时期，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。在韩国的教材里，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出兵朝鲜，也被看做是‘侵略’。中方学者认为，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，朝鲜向中国纳贡，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侵略。”  
    我国学者非要跟韩国学者争论一百多年前的某事件是否“政治正确”，实在说来，有点思而不学，至少是不学国际学术常规。英语里有句话，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ｉ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ｏｐｉｎｉｏｎ。笔者中学时背《英语９００句》，背到这一条，心里一高兴，原来每个人都有形成自己意见的权力，并不是非要官云亦云的。韩国学者可以有他们的不同意见，没必要强求一致。不过，那句９００句之一，有时后面会接一个转折，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ｉ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ｏｐｉｎｉｏｎ,ｂｕｔｎｏｔｈｉｓｏｗｎｆａｃｔｓ──你可以有自己的任何意见，但不能有“自己的”任何事实，事实必须是公认的。每个人都要尊重公认的事实，但允许对事实有不同理解和阐述。我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首先应该争论史料的真假，清查双方记录里的文过饰非。